近代中日两国制度文化

（1）日本有封建制度，中国没有。在封建制度下，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。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，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，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，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，不是一权独大。

（2）日本有兰学，中国没有。日本在江户时代国学运动掀起后，兰学大盛，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，对西方充满敬意。他们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，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，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，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，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广泛学习。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一种文化精神：我们是日出之国，是世界的中心，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。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，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，所以是文化的边缘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面临西方的挑战，日本要比中国有准备得多。1854年佩里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，如火车模型等等，意在炫耀自己的实力，吓唬一下日本人。但美国人发现，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，如获至宝，并不断提问，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，而且研究过，如今真有机会看实物模型，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兴趣。
   福泽谕吉说，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，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，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。1860年福泽谕吉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“女尊男卑”的现象；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样生活。他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，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，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，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，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。
  日本的兰学大师成了明治政府的主要灵魂人物与指导大师。中国当时的领导与知识阶层，很少人懂外语，对世界文明亦不感兴趣，没有培养人才的完整计划，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原因。

3）日本有一半的政府官员曾赴洋考察与留学。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使节团，伊藤博文用英文在旧金山作演说：“本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，就是与各先进国一样，达到文明的最高点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打算在海陆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”。世界上从没有第二个国家，在政府刚成立后的四个月，在政务还未上轨道时，便派遣“半个政府”花如此长的时间，考察如此多的国家。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员，返国后均居要职。


　　中国大部分政府官员对外一无所知。由于当时中国领导阶层的无知、守旧和落伍，以及对新思想的抵制，致使中国近代史上的自强运动与光绪维新相继失败，甚至发生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。中国近代史上，由于主政者的无知与无能，造成国家被侵略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数量，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国家。

（4）中国有科举制度。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；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窄，只考儒学和文学；限制了人的认知范围，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。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的基石，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！完全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空间。中国的医学不但没有发扬，反倒有好多失传了。16世纪末耶稣会利玛窦教士来华传教时，已将西洋学术介绍给徐光启、李之藻等知识分子，奈何中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科举考试及升官发财，对非科举的知识漠不关心。很多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作官；因而造成中国在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。 　　严复曾于1877至1879留学英国海军学校，成绩比同学伊藤博文优异，回国后得不到重用，只能沦落到坊间翻译书籍过活，严复又分别于33、36、37岁时，参加了三次乡试，企图借科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，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可惜一切均告落空。伊藤博文回日本后当了总理。他意识到，如果没有组织和公众的支持，单纯写在书面上的政体与议会是不可能运转的。于是他1898年辞去官职，创建了新政党，促进了日本现代政治生活的形成。 　　日本没有科举，因此学术发展较开放，不受任何限制，知识分子可研究儒学、国学或兰学。可见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思想，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。 1889年日本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，模仿西方在全国开办小、中、大学和各类专校，让各阶层子民都有机会学习先进的西方知识。1900年实行免费初等教育。 1890年日本发布《教育敕语》要求:“我臣民克忠克孝，亿兆一心”，“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，为朕之忠良臣民”。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“东洋道德”就是儒家道德。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，就是这些愚昧价值观念的恶果。 5）日本统治阶级具有国家使命感，中国统治阶级没有国家使命感。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均有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个阶层。日本的“士”是武士，武士由于长年征战，形成了勇猛坚毅的性格，在日本社会中代表着最完美的人格。武士的任务是尊王、统治及打仗，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使命感，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，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顺利地“王政复古”及“废除幕府”。中国的“仕”是文士，文士的任务是读书、升官、发财，他们只会读四书五经及全心追求科举功名，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卫国家，他们认为打仗是军队的事。 　　日本天皇比中国皇帝廉洁得多。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，用了将近3000万两，挪用了德国给清政府海军的贷款。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两。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。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，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，火力更强。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。 6）日本人民的危机警觉性强，中国人的危机警觉性不强。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，中国人仍没有检讨失败的教训，国家依然腐败；日本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时，举国震憾及热烈讨论，例如佐久间象山致友人信中说：“关于清国与英国之战争，事态严重，这个太古圣人以来的礼乐之邦，被欧洲人蹂躏，真令人难过。”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危机意识的体现。 　　自古以来，日本便向大陆学习，现在日本引以为豪的国粹——漆器、茶道、禅宗等等，源于中土，发扬于扶桑。日本学习也是有取舍的。周作人曾惊叹：日本摹仿中国文化，却能唐朝不取太监、宋朝不取缠足、明朝不取八股、清朝不取鸦片。 　　 日本没有采用宦官制。因为：（1）日本不象中国严厉地强调血统，（2）天皇后宫的后妃不多，好监视。奈良时代规定除皇后外，还有妃二人，夫人三人，嫔四人。进入平安时代后，“更衣”、“女御”取代妃、夫人、嫔等。到昭和天皇时皇室已实行一夫一妻制。 　　“和魂洋才”则是为了大和民族，彻底地向西方学习，不但学习其技术思想，而且还学习其制度，通过虚心地学习别人，以达到超越别人的目的。日本学西方学的都是精髓，德国的司法制度、英国的议会制度、法国的警察制度、俄罗斯的音乐思想。 周作人曾惊叹：日本摹仿中国文化，却能唐朝不取太监、宋朝不取缠足、明朝不取八股、清朝不取鸦片。